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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底時,一位以九十歲高齡過世的奧地利人施瓦姆,將他大部分遺產約200萬美元,捐給位於法國南部的小村莊利尼翁河畔勒尚邦,這是為什麼呢?

這就要追溯到二戰時期,當時他與父母一家人在1943年時逃到這裡,原因無他就是為了躲避納粹德國的迫害,甚至在戰後取得藥學學位,並和該區一名天主教婦女結婚。

這裡向來就有接納逃離宗教或政治迫害的傳統,像是逃離法國大革命的牧師、1930年代西班牙內戰期間的共和黨人等,不過這個村莊收容的難民可不只他們這一家,根據記錄大約有2500名猶太人在二戰時期被這個村莊收留,之後該地被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尊稱為國際義人。

從這裡謙信就想和大家說一說這個很久以來想說的題目:國際義人,戰爭固然是可怕殘酷的,但是也少不了人性光輝。如果要問國際義人最有名是誰,大概就屬影視作品中《辛德勒名單》中的辛德勒,但是除了他之外,還有許多值得一說卻被許多人遺忘的,今天就來說說這個吧!

首先是日本,影視作品包括反町隆矢飾演的《日本的辛德勒—杉原千畝的故事:來自日本的救命簽證》、唐澤壽明飾演同名電影《杉原千畝》,兩人扮演的是二戰時大日本帝國駐立陶宛代領事杉原千畝,在之前就因為抗議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暴行:「日本人對於中國人的行為是相當殘酷且不人道的,完全沒有將中國人視同為人類,對此暴行我忍無可忍。」憤而辭去滿州國外交官。

在立陶宛代領事任上,由於妻子幸子鼓勵丈夫發給逃避納粹暴政企圖經由此地逃亡的猶太人過境簽證,於是罔顧日本外務省命令,發出將近2150張簽證,根據估算大約有6000人得以獲救,這是當時立陶宛境內猶太人總數的三分之一;他的助手也是猶太人的摩西·祖匹克層問他為何要如此犧牲,他只回答:「我這麼做只是因為我憐憫他們。他們想要離開,我就給他們需要的簽證。」

日本投降後作為戰俘的他在收容所過了一年,但是回到祖國卻被外務省誣陷以與猶太人有金錢交易為由免職,就此過著貧困生活。1985年時以色列政府頒發國際義人、為他平反汙名,但這時因為病重無法前往,只得讓妻兒代為受獎,日後有人問這麼做的原因,他是這麼說的:

「你希望知道我的動機,是嗎?其實那是一種任何人在與難民面對面,看著他們眼淚盈眶地哀求時會產生的情操。你會忍不住同情他們。那些難民當中不乏長者和婦女,他們是那麼的絕望,他們甚至絕望地想要親吻我的鞋子懇求。是的,我確實親眼目睹這樣的畫面。同時在當下我感覺到,日本政府在東京並沒有一致的意見,有些日軍領導是畏懼於納粹給予的壓力,然而內務省內部卻是矛盾的。東京的人民沒有團結在一起,而我覺得為此和他們打交道顯得十分愚蠢,因此我決定不要等候國內的回應。我確信將來會有人抱怨我的行為,但我認為這是正確且應該做的事,救人命不會是件錯事……在人性、仁慈博愛、善鄰友好的精神下,我冒險做了這件事,面對這些最艱難的狀況—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帶著雙倍的勇氣往前。」一年後他因為心臟病以86歲在鎌倉過世,喪禮上有以色列駐日代表、眾多猶太人代表團出現,鄰人才知道他往日的義行。

有中國辛德勒之稱的何鳳山,是中華民國二戰時駐維也納總領事,在1938年水晶之夜後,不想被抓入集中營的猶太人,只有獲得外國簽證一途,於是各國領館成為最後救命稻草,頒發的簽證被稱為「生命簽證」,但是該年的國際難民會議上,與會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愛爾蘭和紐西蘭等32國均拒絕接受猶太移民,情況可說是岌岌可危。

當時他頂著上司駐德大使陳介的反對,冒著極大壓力簽發大量簽證,直到被調回國前的兩年多期間,發出簽證數量據悉估算約2000張,期間甚至還自掏邀包租公寓,為的就是繼續發出簽證,但可信是讓多達三萬餘的猶太人得以前往上海避難,隨後到巴勒斯坦、美國還有其他國家,如果他沒有發出這「生命簽證」,那麼這些生命就將消失,這些人總數超過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紐西蘭五國當時所接納猶太難民的總和。 其中有個故事,一位猶太青年艾瑞克‧歌德斯德堡,在數月期間走訪五十多個外國領館,無一例外都被拒絕,直到何鳳山發給他多達二十份簽證,讓整個家族得以離開奧地利,也就是這樣接下來才會有那麼多猶太人來求助,比方說曾任世界猶太人組織秘書長的伊斯雷爾‧辛格的父母當年也是何鳳山所救,所憑就是何鳳山發的簽證入境古巴,然後進入美國,他也說:「我的父母是何鳳山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甚至他的女兒也對父親冒險發簽證感到疑惑:「上海當時是日軍佔領區,根本不需要中華民國外交部的簽證,為什麼父親還會發放這樣的簽證呢?」經過追查總算找到答案:當時納粹只關注猶太人是否有去處,簽證則是最好證明。事實上很多猶太人拿到上海簽證後,轉而前往巴勒斯坦避難,也有很多人去了美國或其他國家。她感嘆說:「這個辦法太聰明了!」。

在他90歲於舊金山去世後,中國大陸作家余秋雨為他撰寫墓誌銘:「隨其手也,千百家庭得以絕處逢生:隨其筆也,沉溺之身攀上救命方舟;隨其聲也,域外人士驚識中華文明;隨其形也,離亂生命重建人世信心。」

二戰中最大的猶太人救援行動,可以從一份1944年的文件開始說起。上面用德語和匈牙利語寫着兩段文字,意思是,宣佈一名來自布達佩斯的猶太婦女瑪麗亞·瑪格達萊娜·格勞斯(Maria Magdalena Grausz)受到瑞士領館的保護,事實上這就意味着自由。同樣命運還有約一半的布達佩斯猶太人,總數在62000餘名,救命信件都是發自一名瑞士外交官卡爾·盧茨,他從1942年開始就擔任駐匈牙利布達佩斯副領事,根據估計他救下的性命等同杉原千畝與何鳳山的加總。

當時盧茨代表的是與匈牙利等軸心國斷絕外交關係的國家。眼見匈牙利猶太人處境不穩定,他開始與幫助歐洲猶太人進入英屬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機構合作,一開始約數千人帶着盧茨簽發的瑞士文件離開匈牙利。 但是情況越來越糟時,經過努力的盧茨獲得簽發保護文件的許可,允許8000名猶太人在瑞士的保護下逃往巴勒斯坦。但是他把這份文件保護範圍從個人延伸到家族,為的就是盡可能多拯救性命,此外猶太復國主義青年(Zionist)地下組織的成員也偽造數千封。

甚至在1944年11月,綠箭十字黨一共抓捕7萬多名猶太人,迫使前往奧地利和德國的死亡集中營。隨行的盧茨夫婦在這個死亡行軍的路上,只要有機會,就把猶太人悄悄帶出隊伍並發放保護文件,這樣他們就安全了。他在日後說:「對這些猶太來說,這是最後的一絲希望,但對我們來說,這是最糟糕的精神折磨,」盧茨後來回憶道。「我們看到人們被狗鞭抽打,躺在泥濘中,滿臉是血……在去集中營的路上,只要有可能,我就會在他們旁邊開車經過,以此來向他們說明,他們還有希望。」

但是他的行為並沒有得到讚賞,反而瑞士政府還批評越權,不斷調查他的戰時活動,並阻止職業發展。但幸好他的名譽最終還是被恢復了,繼女阿格妮絲·赫希(Agnes Hirschi)表示:「生活的法則比人為的法則更強大……我父親一直認為他在布達佩斯的時光和拯救無辜的猶太人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其實當時歐洲還有更多名不見經傳的「辛德勒」,比方說英國的溫頓(Nicholas Winton),在捷克集中營裡幫助669個小孩逃脫;50年後,他的太太在閣樓找到一份清單,記載這些小孩的名字與收養他們的家庭和聯絡地址,英國BBC電視台邀請他上節目,還找來多位被他拯救的人坐在觀眾席中,那天他輕拭著淚水與這些「溫頓的孩子」(Nicky's Children)團聚。

戰爭無疑是殘酷且無人性的,但是在這惡之地獄中,也是會綻放出屬於人性光輝的花朵,當然沒有正常人會希望戰爭,但是當權力者只想到自己時,那麼世界就會再度陷入動盪,那時候我們還能保有人性的善良一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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